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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会彩票网微博彩妆博主_勇于实事求是与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发布日期:2024-05-02 17:01    点击次数: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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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应旺uG环球现金网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这三大作风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贯穿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自我批评则是实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前提,也是实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才落实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出正确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批评,才在党内最先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我批评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实事求是的过程,面对复杂的事物,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或几次,甚至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但会为后人开辟出正确的前进道路。这里着重探讨一下毛泽东是怎样认识和处理实事求是与自我批评的关系的。

一、“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常被人们说明志于学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人生发展过程。毛泽东少年学过《论语》,熟悉这句话,但不相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观点,认为这是吹牛。党的七大前夜,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为什么毛泽东不相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观点呢?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有碍于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做到实事求是。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报告。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分析其原因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思想不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或者是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或者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还有,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人的认识随着接触这个事物的实践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而且过程的推移是不会一次完结的。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犯错误的七十岁之后的老人也是没有的,有的是多与少、大与小的区别。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什么是大错误?什么是小错误呢?毛泽东说:“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201页。)

怎样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一定会“不逾距”,那就难以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毛泽东从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的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主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便做到实事求是。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做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毛泽东主张欢迎别人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与批评相比较,毛泽东更重视、更强调自我批评。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他将自我批评比作清除灰尘的洗脸和扫地,“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1096页。)

坚持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途径,是政治上组织上实现为人民服务、实现团结的途径,也是思想路线上实现实事求是的途径。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不会逾矩,就不能重视自我批评,就会妨碍实现实事求是。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要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处于基础地位的是不想腐。重温毛泽东“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重视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对做到实事求是和打牢反腐败的基础都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革命时期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伟人。但他是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出正确的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一直强调生而知之、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多次讲自己小时候曾信神拜佛。新中国成立前夜,周恩来说:“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后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曾说:“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这是毛泽东通过自我批评达到的对其少年时期实事求是的评价。

◆青年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对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开始时也是受俄国革命道路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主要精力放在搞工人运动上。周恩来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还没有顾到另一方面。”(《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初夏五卅运动失败,秋冬在广州开始研究农民运动。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国共合作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1月,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间,他开始提出:“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5、166页。)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是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总结血的经验教训,认清中国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极端重要性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说:“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毛泽东说的民主革命开始时“翻过斤斗”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他是在五卅运动的失败后认识到发动农民的极端重要,在遭受四一二的镇压后认识到武装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很快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发动农民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开辟了井冈山革命道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至4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时,曾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农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后来毛泽东修正了这个观点,还对此作过自我批评:“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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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但怎样搞武装斗争?开始时并没有摸清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初,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攻打长沙,失败了。这说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秋收起义决策者,在怎样搞武装斗争上开始时也是受到苏联以城市为中心模式的影响的。关键又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总结打大城市失败的教训,认清敌强我弱的形势,选择到敌人力量弱、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有利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农村创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于是,经过调查研究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作为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油画《井冈山岁月》(孙国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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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井冈山后,怎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当时居领导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甚至主张烧农民的房子,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泽东也一度执行过这样的政策。后来,他自我批评道: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没有鼓掌赞成,反而低头散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关键还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他给红军讲课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并不是无产的游民。执行烧杀政策是很危险的,它只能使革命斗争变成恐怖行动,脱离人民大众,把自己孤立起来,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毛泽东原来是教书先生,当过小学教员,没想过后来要搞军事工作。军事工作怎样搞?他曾批评自己1927年搞秋收起义,第一仗打了败仗;批评自己到井冈山,头一仗也是打了败仗。后来,他还自我批评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伟大,同样是“善补过”、“不贰过”,善于把败仗变成胜仗的经验基础。他的盘旋式打圈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他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处理战略和战术关系的原则;他的立足其特点和立足其发展的军事指导路线,无不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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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根本途径。有“分田分地真忙”,才有“唤起工农千百万”。怎样分田分地?毛泽东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土地权属于工农兵政府而不是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缺陷在他主持的《兴国土地法》中得到了改正。对《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曾自我批评道:“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反映了毛泽东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善补过”、“不贰过”的过程。

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特企图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有必要开展肃反工作。但在肃反工作中也犯过个别搞错了的或扩大化了的错误。赣南闽西时期反AB团时审讯人员有搞逼供信的。毛泽东曾对师哲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216页。)后来,毛泽东又自我批评道:“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延安时期的整风学习中康生搞了个“抢救运动”,许多人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自我批评。1945年2月,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作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我赔一个不是”。他还指出:“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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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曾自我批评革命前是白面书生时感情上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成为革命者后才不断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这样解剖自己:“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从毛泽东自我解剖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就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而是经过革命实践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自我批评、自我改造中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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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建设时期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分析比中国国土面积小得多、人口少得多的日本敢于欺负中国,一是中国民众没有组织起来,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二是中国工业化没有搞起来,处于经济技术落后的依靠手工搞饭吃的状态。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在延安发动大生产运动,既是要解决吃饭穿衣的生存问题,也是包括着要解决经济技术落后的问题。要解决经济技术落后的问题,首先要懂经济、懂技术。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213页。)

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怎样发展经济技术,怎样进行国家建设,提到了全党的工作日程上。当时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探索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只争朝夕向前走的同时,发生了急于求成的问题,走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都冒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路上去了。由于政策失误加上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58年,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扩大会议。

面对政策失误带来的困难,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就多次自我批评,讲自己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搞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年建设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1958年北戴河会议之后,“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这些乱子都是主观脱离了客观造成的。他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1956年以来,周恩来、陈云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这段话则是对批评反冒进一定方面的更正。毛泽东还自我批评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6页。)毛泽东这两个方面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大跃进”以钢为纲、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刮共产风的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他通过《十年总结》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意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为建设服务。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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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初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指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他自我批评道:“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7页。)此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也先后到有关省市农村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对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制定出调整经济的正确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取消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对公社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重大决策,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的。调研期间,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1961年5至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出现的反右倾一直反到县以下;继续“大跃进”,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共产风”又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道:“现在看是犯了错误”。这次会上,毛泽东“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1、273、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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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规模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这次会上,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传达。“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毛泽东还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了解剖,认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310、302-303页。)

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曾在起草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一次,邓小平介绍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会上,毛泽东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情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毛泽东在会上不仅坦承缺点错误,作自我批评,甚至“自己骂自己”。1992年7月,邓小平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回忆起七千人大会时曾深情地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0、724、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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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

毛泽东对建设时期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同他对革命时期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一样是真诚的。这又同他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正因为他的自我批评是真诚的,所以能做到“善补过”、“不贰过”。例如,三年经济困难之后,他再也不搞、再也不允许搞“大跃进”那样高指标的做法;再也不搞、再也不允许搞人民公社化那样一平二调的做法。当然,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毛泽东只能到达这个漫长过程的一定阶段,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一下子成为自由王国。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抓社会主义建设,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形式,以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都反映了毛泽东的历史局限。

四、经过自我批评达到总结经验、实事求是

毛泽东重视自我批评是与他重视总结经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总结经验、实事求是是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必经之路,而要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就必须正视缺点和错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曾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回顾民主革命开始时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毛泽东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不贰过”,走上实事求是的思想道路。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才写出符合实际的成熟的著作来。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00、263、299页。)因为这些成熟的著作是总结血的经验写出来的,所以毛泽东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上面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时期总结经验的论述,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跌跤子之后讲出来的。目的是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以来的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实事求是的思想道路服务。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之前,毛泽东会见好几个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向他们谈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的问题。1960年10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也谈过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干过,还没有经验。1961年6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毛泽东提出一个设想,即: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2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

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建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取得经验的时间不可能短于民主革命的时间。但是,毛泽东分析了总结经验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他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276、293、294页。)毛泽东这种通过民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达到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七千人大会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给会议主持者之一的邓小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邓小平主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从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开展批评、总结经验而走上实事求是的思想道路的。以此为转折,终于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勇于自我革命,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41-542页。)学习研究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与自我批评关系上的认识与实践,对加深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勇于自我革命的论述,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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